原文发表于2018年4月。后接到通知，此篇日志因违反我国互联网管理规定而被删除。现转到个人博客保存。
还是在去年，打羽毛球时认识了来自巴基斯坦的Oscar。他当时在找房子，拜托我帮他打听打听。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没有房子给博士后住了，而附近的房子租金全都在涨，也没有合适的。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
两个月前，在餐厅吃午饭遇到来自德国的Bernhard博士。吃完饭他说，“我要去一个朋友那里喝茶，你要不要一起？”我问在哪。他说在慧园。我说好。 路上又遇到一个他的朋友Jerod。Jerod是美国人，来中国已经九年了。于是三人一起去慧园喝茶。
慧园其实是以前的厂房区。由于南科大现在发展迅速，就暂时没有拆，被改建成各个学院的办公室。只留了一栋做宿舍，连电梯也没装。我们从楼梯走到五楼。
Jerod象征性敲了两下门，直接推开进去了。然后又回过头跟我们笑了笑，“我住在这层的另外一个房间，跟他很熟的”。
进去后发现是个长方形的大开间。门口一张大床，地上扔了一个足有20厘米厚的席梦思垫子。我们就都以葛优躺的姿势坐在垫子上。房间一眼可以看到窗外，一览无余。在长边约1/4的地方隔了一小块区域。这块区域的1/2作为洗手间，1/2作为洗漱台。洗漱台的前面站着个人在洗杯子。见我们进来，手都没擦干就过来打招呼。
我一看，这不就是Oscar吗？！ 连忙跟Bernhard说，“不用介绍了，我们认识的。”
想到当初人找房子我没帮上忙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问“你怎么能住到这来，学校不是要求博士后都要去外面租房子吗？” Oscar说，“按规定是不行，但后来我找到一个熟人，他带我去找了房子的管理员，就可以了。在中国只要有认识的人就好办，你懂得……”
Oscar问大家想喝什么口味的，说他既会做这个茶又会做那个茶，每种茶的原料和做法都不一样。Bernhard还给他带了一包德国茶叶，好像是叫Bünting Tee。
我对喝茶是个外行，几乎没听明白，一些英文对应的单词也不懂。但聊天中对Jerod和Oscar的过去经历多了些了解。其中Jerod也是在浙大读的博士，跟Oscar是校友。
此后，我们这几个人就经常见面。偶尔也有一两个其它国际友人加入。
喝茶只是那天的一时兴起，更多的一起喝咖啡。只要中午吃饭碰到Bernhard和Jerod，我就知道咖啡时间到了。
通常都是先去餐厅对面的Vingo小卖部，点杯5块钱的小杯咖啡，再绕到后Vingo后面的一家咖啡店。这家店很隐蔽，门口就一张木条桌子。桌子上有一株拳头大的仙人掌，插在巴掌大的白瓷缸里。桌子旁的几个椅子每次都是空的，我们就每次外带咖啡，坐这聊天。我问，“为啥不直接在这买咖啡？” Bernhard的说法是这家咖啡既贵又不好喝。
虽然大家同处在一片天地，但经历的生活、眼中世界可以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跟不同背景的人交流，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收获。比方说，我每天都路过那家华润万家的Vingo，但从来没进去过。当然也不知道有5块钱一杯、味道还不错的咖啡。至于Vingo后面的那家店，则是压根没意识到它的存在。
没有目的性的聊天，会涉及各种话题，甚至谈到文革、1989年“春夏之交的那场政-治-风-波-”。我很惊讶国际友人们对这些事竟然知道的这么多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有时候需要远离，反而能看的更清楚。
想起2014年在德国亚琛工大交流的经历。当时住在亚琛市的郊外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常常一轮明月挂在床头。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强思乡之情，但感到非常孤独。每天回到宿舍，干的一件事就是打开“德国之声”网站。中文频道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栏目，叫“禁书选读”。正好白天在实验室盯着电脑很费眼睛，现在关掉灯躺在床上听有声书就好了。有一本叫 《1959 拉萨》，算是调查文学。作者表明态度要“返回历史现场，聆听经历者和流亡者的真实故事” 。写的惊心动魄，听的非常刺激。几年过去，在德国的一些事情已经淡忘，唯独“月夜听书”的经历依然印象深刻。如今对一些敏感历史事件的知识，大多来自那一年。
前天，又在餐厅遇到Bernhard和Jerod，于是进入饭后的咖啡时间。这次还有另外一位国际友人Titi。
没聊几分钟，老远看着Jerod的老婆推着小孩路过。然后Jerod就跑过去了。Jerod的老婆是个中国人。我问了下，“他老婆也是在这学校工作吗？”。问题好像有点不太合时宜，差点冷场。Bernhard过了几秒钟才回答说，“他老婆在家带小孩，但他们家就在学校里面，可以说也是在学校工作吧”。然后就聊在西方和中国，对家庭主妇这个职业的看法。还扯到一点女权主义。Bernhard说他很不理解女权人士的一些主张：“为什么总要强调平等？为什么女性也一定要去外面工作，获得世俗的成功才算成功？”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他宁愿在家做做家务，此外干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
我表示不同意，“没有经济来源，就没有地位，也不受尊重”。Bernhard反对说，“这种观念，都是我们教育长期洗脑的结果，是犹太人那一套”。甚至有点激动地说，“一个人在家劳动、打理家务，做饭洗衣、照顾小孩，难道对社会就没有贡献？这样的工作就很低级？ 只有犹太人才拼命赚钱，然后用钱来控制别人，控制这个社会”。Jerod已回到座位上了，也支持他的这种看法。
聊的多了发现Bernhard和Jerod，都有点反犹的倾向。而国际友人Titi来自中东的巴勒斯坦，就更不用说。他们也毫不避讳这个问题。
后来谈到对中国人的印象。除了好的一面，不好的地方似乎意见很一致：虚荣、势利，不关心公共利益……
听到还是有点震惊的。这跟我们自认为的热情友善、诚信勤劳的形象严重不符。我说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还不发达，现在只是部分人富了，穷人还很多，贫富差距大导致虚荣和势利，而一个人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则没有精力去关心公共利益。Bernhard仍不同意，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他去过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很多寺庙，发现都修的金碧辉煌，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放一个箱子让你捐钱。捐钱的人呢，很多是想“发财”。而日本的寺庙则不然，大多非常简朴，进去能让人感到精神上的安宁。而去的人的目的，往往也就是寻求这种内心的平静。
日本的寺庙我没去过，但国内的寺庙的情况看过一些。文化的问题比较严肃，但讨论得摆事实讲道理，而不是情绪化争论。我接着说了一点自己的感受：这种负面印象的原因，可能是在中国大家有切身体会， 那种底层的生活艰辛 —— 因此都害怕成为穷人，因为穷人似乎没有权利也没有尊严可言。
咖啡时间结束，各自回办公室。Jerod和我走在后面。他好像还在想刚才讨论的问题，很坦然地说了句：
“I’m not afraid of being poor.”
最后又加了一句，翻译过来是，“但我不想穷在中国，我若变成一个穷人宁愿回我的国家。”
